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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Femme Nikita10/12/2009 The vitory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身在欧洲的唯一好处就是能够同步看Nobel prize的宣布了：10月12号中午1点正，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新制度经济学家Oliver Williamson和政治经济学家Elinor Ostrom。
得知这个消息心情真是很复杂！我从来没有想过今年的诺奖能够落在新制度经济学家手里面——昨天晚上和刘洪聊天时候还在说新制度经济学不可能，还不如颁给Fehr和Robin行为、实验经济学呢！但是更多还是激动的：
1）Ostrom的工作和公共品供给(social dilemma)相关，并且大量使用实验方法。我的第一篇master thesis还引用了她1992年公共品博弈+punishment的实验；sanctioning of free-riders works!!!
2) 相信中国学者们，浙大的学者们，周其仁老师应该相当相当高兴了，新制度经济学的胜利!！
3）他们的工作和public governance沾边，我的field prediciton还算靠谱。
好了，一年一度的show就这么结束了，接着调程，招人，备课去... 10/4/2009 和August Forster的亲密接触今天不知道查什么资料，偶然点开了一个在网上乐器交易的网站。随便在piano list里面输入价格、新旧以后，在品牌一栏居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August Forster——这不是我们学校那架古董琴的牌子吗？一时好奇心起google了一下，才知道这架琴的品质有多高：
---------------------------摘自《威虹音响论坛》---------------------------------
關於全世界最頂尖的十大鋼琴名廠，先前為大家介紹過了排名第一的Bosendorfer和排名第二的Bluthner，這次要為大家介紹排名第三的August Forster。這是一家堅持以手工打造鋼琴的德國鋼琴廠，產量稀少彌足珍貴。德國人的工藝水準向來令人嘆服，在鋼琴製作上當然也不例外。不同於現代鋼琴廠的運用機械生產的快速大量，August Forster堅持以傳統手工技術生產鋼琴。
August Forster平均每部鋼琴以超過12,000個基部組成，每一基部環環相扣的結合，都需要仰賴熟練的工匠才能精確組裝。由於繁複的組裝過程，整整超過一千個步驟，其工序可說是世代沿襲的不傳之密，一部鋼琴往往也得耗費幾個月的工作天，來確保成品有超乎一般人想像的高品質和琴音特色。由於手工組裝的工序使然，鋼琴每個細部零件在組裝的過程中，都是影響琴音特質的成敗關鍵，也是決定音色表現的重要關鍵，所以工藝技巧就成了他們家鋼琴製作的關鍵。August Forster認為音色表現跟琴體結構一樣重要，紮實的結構才能應付鋼琴家的演奏動態，絕妙的音色才能直接撼動觀眾的心靈，當然堅持以傳統工法打造每一部鋼琴。也因為這樣的手工堅持，他們的鋼琴產量低到不行，平均一年約只生產二百部平台鋼琴，四百部直立式鋼琴，以商業眼光來說完全不符合經濟效益，但對愛樂者卻像是不可多得的藝術品創作。低產量也堅持全手工製作，August Forster坐上世界排名第三的鋼琴名廠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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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找到了该厂的网站，相当高兴地得知August Forester依靠着高质量产品，虽然年产量稀少，但是仍然生存了下来。
Tilburg能将这么贵重的琴（上次据调琴师说有快一百年历史了）让学生随便弹，实在是我们的的大福气！如果Tilburg这个地方有什么让我留念的，该琴绝对榜上前三！
另，背景音乐换成了Rachmaninoff etude op 33. no.2 —— 该曲渲染的那种神秘感让我实在难以释怀。前两天有幸听一位高手在琴房里面演奏过，余音绕梁，三日不绝。 8/21/2009 国家拟人化之学术版今天写论文实在没有状态，于是随手翻阅Akerlof和Shiller应credit crunch写的新书"Animal Spirits"。为什么想起看这本书呢，其实是这两天吃饭，Luc同学一个劲地在我耳边吹着“Akerlof的文笔是多么美好，behavior macro是一个多么有前途的方向[1] ——好吧，尽管macro这个词让我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不过既然将behavioral economics列为自己的research interest，就应该有大致的了解，就像experimental macro一样（至今我还没有被这个方法论完全说服）。
正如wikipedia所介绍的，经济学界使用Animal spirit这个词源于Keynes，用于形容（宏观）经济中一些严重情绪化的，不能够用预期理性范式分析的行为，比如危机中的大投资。用Akelof的话解释:animal spiritis...referring to a restless and inconsistent element in the economy。该书提出了animal spirit的五个要素——信心、公平、腐败、名义货币幻觉还有流言。这些因素都宏观经济的大起大落，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按照他的理解，从长远（可能是几百年），角度来说Adam Smith的那套市场”看不见的手“理论仍然是成立的，但是对于短中期的波动，光用business cycle这套解释并不尽人意——应该加入这个随处可见的animal spirit。
其实本书的绝大多数章节都是在描述一个国家内人们（非理性）决策的集合如何影响到宏观经济波动。比如在次贷危机当中公司与公司之间的不信任，就会导致贷款困难，如此一来公司更加无力还贷，导致一个恶性循环。而经济转好的时候大家出奇地对对方有信心，而导致经济进入一个良心循环，等等。这样的直觉显然大家都懂，但是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emotion要加进复杂无比的RBC或者经济增长分析，怎么也应该贴现到uitlity function(prefernce)里头吧。但是具体怎么操作呢？当我看到"the impotance of fairness"时候才恍然大悟、忍俊不禁。倒不是他介绍Fehr研究的方式[2] ，而是我脑子里面展现了一副关于未来behavioral macro的模型：一个国家A的representative agent的效用函数是inequality aversion的——将资源分配在消费、生产和跨期储蓄的过程中，如果他的可支配收入比别人少了（i.e.国民比别的国家穷）就会产生一个降低效用的disutility(disadvantagous inequality aversion)；但如果比别国好了，又会对别国的悲惨生活产生同情心而加以帮助(advantagous inequality aversion)...咦，这个国家A不就是活脱脱一个有感情的人吗，怎么就让我想起国家拟人化（注：这是一部阐释一战前国家间关系的日本动漫，每一个国家都被描绘成一个个鲜活的人）？这么说来作者日丸屋秀和可是这个领域的先驱人物啊。如果像这部动漫里面描述的，depression和recession就如国家生病，政治同盟就像国家联姻，估计出现“健康宏观”(health macro econ)、“家庭宏观(family macro econ)”的日子也不远了吧。预言贴，存档，十年二十年后再翻出来看看（嗯，说起来我书柜里还保存着一套叫“2020年漫游世界”的预言书呢，都是关于各种科技发明的创想，现在离这个日子也不远了，下次回去记得拿出来看看哪些发明已经被实现了）。
尾注：
[1] 不少世界一流大学经济系的确设有这个分支，比如Harvard.
[2] 他说Economists have written many articles on fairness...Indeed there is even a whole series on the subject of being fair by an author whose surname has the exact pronunciation-Ernst Fehr我怎么这么久都没发现这个pun呢。 8/8/2009 水调歌头 paper几时有（授权zz自Tracy Liu Xiao的space）最近paper难产，程序出错，弄得头昏脑胀、天崩地裂的。突然看到Tracy Liu的这篇“水调歌头 paper几时有”，不禁莞尔：真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经她同意后贴到这里，愿和广大仍旧奋战在paper堆当中同志们共勉：
Paper几时有，泪眼问苍天。 不知回归分析，run到哪时完？ 也想quit回去，又恐父母期许， 压力不胜担。 深夜跑程序，不复小女孩！ 黑咖啡，红眼睛，照无眠。 不应有恨，自己之路自己选。 数据总会不好，牛导总会太慢 此事很难办 但愿paper发 死了还要干！ 最后两句，觉得改成“为进tenure track，拼死也要干”目标更加长久一些，呵呵：） 7/31/2009 在Bonn的点点滴滴随着火车缓缓远离波恩火车站，我才突然意识到：暑期学校结束了，是时候重返人间了......
既然用到“重返人间”这个词，各位必然可以想象到过去两个礼拜我过得要么就是神仙般的生活，要么就是地狱般的。我的答案：两者兼备。好的方面是虽然之前看过课程表，但是还是根本没有想到扣除读paper以外空余时间还剩那么多(超级后悔没有将资料带过来写paper)。坏的方面是正如任公师兄所言，GSI上网又贵又不方便，所以网也基本没得上。直接导致天天晚上hang out，要么picnic,要么玩pool/kicker/table tennis。大家都戏称这是一个academic vacation，不过没有网络的vacation是何其痛苦，以至于我妈问我为什么不在德国多呆几天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答道“我要回家上网干活”！！！
既然是vacation time，那么先给去波恩玩的同学们推荐两个博物馆：一个不用说肯定是贝多芬故居了，世界上最大的贝多芬私人物品展览馆（就像阿姆斯特丹的梵高博物馆一样）。狭窄的四层阁楼让我想起了广州的骑楼。有意思的展品有很多，比如Giulietta Guicciardi等人的肖像、贝多芬晚年实用的钢琴、助听器，以及根据他遗容制成的面具等。当我站在他出生的那个空空儿也的小房间门口，不知道怎么地突然想起一个关于他的故事：沙皇派来使者送给贝多芬一枚戒指，结果他接过来看了一眼就随手抛在一边。使者大惊言道：这可是来自皇帝的礼物，怎么能够如此无礼？！贝多芬一昂头答道：我也是一个皇帝！不过在我看来，天下皇帝绝大多数会被历史遗忘，但贝多芬则名垂千古；皇帝们的作为对现代社会的影响相当有限的，但贝多芬的作品则会代代相传。这么看来，他把自己比做皇帝可谓自贬身份，过分谦虚~Anyway,游贝多芬故居的愿望实现以后，下一个目标该是肖邦故居了。
另外一个博物馆是德国历史博物馆。鉴于波恩曾是西德的首都，所以该博物馆展出的是德国二战结束以后的当代历史。总的来说，这个博物馆绝对是站在资本主义阵营（西德）的角度描述历史的，导游介绍的时候对二战以后的东德发展几乎也是只字不提（引起了一位祖籍波兰的加拿大人不满）。对于我来说印象最深的展品，不是总理当年乘坐的时速高达160公里的Benz汽车，也不是柏林墙遗迹，而是二战以后德国人怎么一砖一瓦重建家园。那个展厅的布置极像被战争破坏的房子，处处残垣碧瓦；和展品一起将我们带回战争刚刚结束的年代。从资料片中看到，当时的德国重建可是全民出动，包括科隆动物园里面饲养的大象，也拉过来帮忙搬砖运瓦。人们在倒了一面墙的大楼里面悠闲地做饭洗衣，小孩在废墟当中捉迷藏，看着也相当开心的样子。我真是由衷感叹：人类的适应能力是多么强大！最令人称绝的是人们将武器改造成的各种厨房用具：用钢盔制成的汤锅、用坦克部件制成削萝卜的用具、用手榴弹壳制成的蛋杯、烛台等等。实用之余还不忘美观刻上各种花纹，可谓苦中作乐了。不过事后我问了那个波兰祖籍加拿大同学，他很不满意博物馆这种“意图淡化德国战争罪行”的做法，活脱脱一个参观了日本靖国神社的中国人。看来虽说德国总理曾向波兰跪着道歉过，部分波兰人还是不能够忘记这段惨痛的历史，心存芥蒂。
不说历史、政治这么沉重的话题了。这半个月以来还是认识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不过还是以欧洲军团为主：Toulouse和Bonn的人加起来占了半壁江山。好些人之前还参加了在耶路撒冷的那个关于contract theory的summer school，还有很多参加了整个tri-master program（三个summer schools连着一起上），所以对于这批学生来说游荡于校园之外可有一段时间了。本来还以为Experimentalists至少占半壁江山，谁知大家见面一问才发现做实验的聊聊无几，绝大多数是做应用或者纯理论，甚至还有搞数学的。和这些theorists对话起来马上就能发现自己的思维多么近于常人（换言之，他们的多么异于常人）。或许我将来的工作应该定位在如何帮助theorist理解常人行为方面吧。
关于这个summer school,表面看来是关于behavioral game theory的，不过重点其实两个lecturer(Vince Crawford和Philippe Jehiel)大卖特卖他们的level k model和analogy-based EQ(以及其他一系列models)的系列讲座。虽说如此，从讲座中的收获还是相当大的。Vince在第一节课开始就精辟地将实验的literature分成decision和game两类，其中又将game分成social preference、learning和strategic thinking三个子类（嗯，我发现我真的很喜欢琢磨这个分类，虽然和提倡跨学科这个宗旨冲突，不过从publication的角度来讲还是有用的）。由于欧洲的大传统是Fehr他们大力倡导的social preference分支，在Tilburg上课的时候关于behavioral game theory方面接触甚少。现在趁着这个大师班刚好可以补补课。目前我的想法是能否将level-k model用在我那个stackelberg project里面分析leader behavior，以及考虑follower行为中strategic teaching的成分。另外quantal response function的话要结合编程好好理解一下，看它是不是真如Vince所说的"general enough to fit any data".至于Philippe那部分，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直接应用在对实验数据的分析当中，权当复习博弈论吧。
很抱歉我又记流水账了。没办法，人老了，加上在欧洲，越变越懒。不随便写上两笔，回T村后睡上两觉，可能连这流水账都没有了。大家凑合看吧。Details are provided upon request, of course:) 7/10/2009 在威尼斯之零星所见赴欧三年以来，今天我终于首次冲破西欧国家的领地，来到了充满夏日风情和文化气息的地中海城市——威尼斯。有这么好的机会，不得不再次感谢Pinghan师兄提供的CESifo workshop信息(怎么感觉这次旅游像是他个人赞助的一样，哈哈)。
为期一周的CESifo workshop在Venice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举行。不知道这个学校在欧洲的排名，但是学校坐落在一个叫San Servolo的小岛上，如果去度假的话一定是个绝佳的选择。Workshop有很多个不同的主题，8号和9号两天是behavioral public economics和dynamic model with real option。加上一些summer school和各种社团活动，使得这个几平方公里的小岛人来人往，热闹非凡。
旅途篇
都说绍兴是“东方威尼斯”，由于我去过绍兴，所以一直以为威尼斯就和绍兴不相上下。结果发现真是大错特错。如果说绍兴是“水乡”，威尼斯就是“群岛”——因为即使在本岛的运河两岸穿行，也会清晰感觉到河里流淌的是碧绿的海水。飞机快到威尼斯上空时候就明显感觉和其他城市的差异了——陆地被海水分割得支离破碎的，像一片片荷叶浮在碧绿的池塘上。荷叶的周围还隐隐约约看见“蝌蚪”——也就是游船——缓缓游动着（见图）。
从威尼斯机场到市中心，在机场降落时看着距离不远，谁知Allaguina慢慢晃呀晃的就是快两个小时。期间下了一场雷阵雨，海浪将船晃得像过山车一样，极其不舒服。好不容易到市中心，换乘Lido到岛上又足足等了快一个小时。把行李放到酒店房间以后才发现，从一大早5点半起来赶飞机到现在，已经11个小时，可以从Tilburg坐到阿姆再飞北京了！
住宿篇
来的时候和一个Tubergen的德国人同行，听他说这个威尼斯国际大学是由一个监狱改造的。虽然此说有待考察，但开会所在的那个教学楼的确像个迷宫一样错综复杂。我本来就是路痴一枚，碰到这样的建筑也只有像实验小白鼠那样兜着圈子找路了；以至于有个session因为想到前台要wireless access code摸不到路迟到了~（羞愧呀，中间可是隔了半个钟头的休息时间）。除了路难找，小岛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是与世隔绝。整个岛上就只有一个cafe和mensa卖食物和生活用品。（注：撇开贵得吓死人的价格不说，食物的质量和Tilburg的alborn有的一拼。就连conference dinner也不例外：除了鸡肉、牛肉做得比法国熟，色香味都和Lyon差不止一个级别。难道意大利拿得出手的菜就只有甜品和pizza了？不过其实我对吃并不是那么在乎，只是此次旅行经历使我对意大利菜的评价下降不少。）我的房间临海，白天还能够听到各种商船、游船、快艇经过的马达声和溅起的波浪。太阳下山以后就基本安静了，偶尔风吹动海水轻轻击打着木桩，好像这个世界就剩下这么一种声音了。
这次旅行让我看到了一个奇观：清晨七点，当我打开窗的时候，发现整个海面被一层浓雾笼罩着，整个天地像回归混沌状态；除了远处的一个小岛孤零零地漂浮着，什么东西都没有、什么声音都听不到（见图）。仙境的话也莫过如此了吧。十分钟以后，大雾散去、太阳升起，一切就恢复正常了。不过光光看到这么十几分钟魔幻般的海景，忍受贵价食品、几天没网、加蚊叮虫咬的孤岛生活也是完全值得啊！
本日志写于从威尼斯飞往杜塞尔多夫途中。当听到广播里面说德国当地气温为14摄氏度的时候，我就开始怀念威尼斯了：地中海的阳光啊，可以用什么容器装一米带回阴冷的荷兰呢？ 6/28/2009 何谓实验经济学？——向大家推荐Joseph Wang的lecture notes今天整理书桌的时候发现了压在一堆paper下面Joseph Wang Dao Yi关于实验经济学方法论的简介。想想已经打印出来很久了（其实还有一篇Levitt & List的what do laboratory experiments measuring social preferences reveal about the real world，但是太晚了不想看英文)，是应该好好读一下。
Dr.Wang这位Caltech post doc有很多有意思的研究，比如他的overcommuncation in cheap talk games, 用eye tracking方法挖掘出原来人们是不会strategic lying等等，想必当年深得Colin Camerer的真传。所以当发现他为台大的实验经济学课程写下这篇导论时，毫不犹豫就打印出来了。
短短的24页导读我是一口气看下来的。真是不得不佩服作者的文字功力，将实验经济学的方法论和术语解释得如此通透易懂。该导论将实验经济学分成market design和behavioral game theoy两个大方向，这也让我耳目一新。如果让我分门别类，我会将老老实实地将C9(JEL实验经济学分类号）分为C91(individual decision making)和C92(interactive decision making)两大类；然后在C92当中分market/auction/social preference/cogntive limitation and strategic learning/field experiment这几类。不过现在想想social preference和strategic learning本质是不能够分开的；social preference可以解释人们实验一开始的prior belief，而这个belief随着game的改变也会不断地updated。不过至今好想还没有看到这样的paper能够同时将这两大领域的literature来一个很好的归类——Colin Camerer（准确说应该是Caltech那边）没有做social preference的传统；而Ernest Fehr也不是很粉丝这些behavioral models. 可能新时代的star，就是能够做这种大型综合分析的人吧。想起Jan Potters在behavioral economics课上也说了：现在行为经济学都不缺理论了，就缺能够将这些理论很好整合起来的人。
扯远了，隆重向有兴趣了解实验经济学的同学们推荐这篇导论：
6/25/2009 Done with Lyon真是一个轮回。去年的九月，新学年伊始，我跟随着蒂尔堡军团浩浩荡荡开往里昂参加ESA European meeting；今年六月，学年结束，我又在这里，由同一个机构接待（GATE Lyon II),和同一个conference organizor聊天，做着同一篇paper的presentation，只不过这一次是只身一人。看来一年来研究是没有什么长进啦，不过仍然能够感觉到这一年presentation和teaching经历带来的帮助。当初要是没有 Charles在ESA上面帮我压压场，估计也没有现在的这份镇定从容。
虽说这里是法国第二（第三？）大城市，这次故地重游已经完全失去了新鲜感。吃住方面实在是没有什么好说的（一方面法国菜实在没有传说中那么神奇；另一方面美食也不是我的兴趣），就记记旅途上的经历，以资证明周末出游欧洲实在不是什么明智的选择。
在我查询去阿姆的火车时候这个兆头就已经初现端倪了：原本一个半小时就可以从西站到机场，现在怎么查都变成两小时十五分钟以上，而且居然还出现一段既不是intercity也不是stoptrein,而是NS bussen，让人不知所云。周日上午十点十五分按照原定计划出门到west station，一看站台死气沉沉的一个人都没有，而且火车时刻表又用荷兰语标着几句话，我就知道线路有重大变动了。无奈周围静悄悄地连苍蝇都没有，找谁问去？好不容易等来了一个貌似印尼人的荷兰人，也往阿姆方向去，两个人找来找去，才发现应该到对面站台附近的停车场那里等传说中的NS Bus。过对面站台的时候眼睁睁看着一辆bus开走，又过了两辆相反方向的，终于坐上了开往center的车，从Tilburg West到Tilburg Centraal Station就这么折腾了快一个小时。后来听火车上面的荷兰人说，这两天Tilburg West路段检修，所以周末临时改路线，不巧当好被我碰上了。
不过相比起后面的波澜，这个火车事件实在是小case。斯基辅机场通知飞往里昂的班级出现故障了，需要换零部件，而那个需要的零部件需要调配，所以延误n(n>2)小时。人群一片怨声载道，前台的那三位空妈冷面相对乘客，更是感觉凄凉。但也无奈也只好等了，最原定的下午两点多起飞最后变成了六点左右，够飞一个来回了。
还好那天是夏至的前一天，天黑特别晚，晚上7点多到的里昂天还是大亮着。坐了satobus进城已经是8点多。去到开会指定的酒店，发现前台大门紧闭，一个人都没有！才想起来这是个星期天，员工都不上班的。旁边有个地方好像是这么输入code然后进入（而且连个英文指示都没有），但问题是没有check in何来的code啊。难道要重演一年前ting那个惨案，晚上睡大厅了？
幸好不久一个法国人从电梯里面出来，不管他听不听懂了，连比带画地向他一番哭诉。他问我你有没有code，我说我怎么可能有呢，都没有check in，他又问你有没有打印hotel给你的那张receipt，我说有的，拿出来一看（当然上面也全都是法文没有英文），一个不显眼的地方都一串数字，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code了~输入以后果然看到里面一个写着我名字的信封，这才摆脱了晚上睡大厅的困境。不过两个remark:一，那张confirmation纸上面根本没有写自助check in到底是什么个程序，如果没有将那张纸打印出来的话就完了；第二，这种设备好像不是每个hotel都有啊，怪不得ting那次说她再也不住便宜的酒店了。第二天开会的时候我还特意问了几个从德国、美国过来的人，他们都说自己的check in的时候也遇到类似的麻烦，Caltech那哥们还说酒店给的code是错的，结果半夜两点打电话到前台（幸好还有人接
啊，我那个酒店是语音信箱呢）问回来。放下行李以后打算到附近随便找点东西吃吃，又才发现是星期天，好像只有火车站附近的餐厅才开门。只好又坐地铁回part dieu站觅食。完事以后都晚上十点多了，一天就这样折腾过去。严峻的事实表明，不懂local language，就算英文再溜，走在街上也是个文盲。原来坚信自己能够不会语言就走南闯北，现在看来还是稍微投资一点起码在reading上面，起码在这些非常状况下面能够过得自在一点。
本次开会还是很多有意思的经历，比如听了好几场Caltech特色的speeeh,GATE的起源，以及一大堆牛牛们的gossip(你能够想象Charlie Plott和John List之间会有怎么样有意思的对话吗)，就不在这里写了。说句掉书袋的话：All the experience regarding to these categories are available upon request.现在我还在机场等回程飞机呢，希望能够赶上下午CentER end of semester dinner的海鲜大餐，哇咔咔~ 6/13/2009 请大家帮个忙因为一门课程的原因，我写了一段关于硕士论文（现在是一篇working paper)内容的简单陈述。目标就是让受过大学本科教育的人都能够看懂。所以请各位指正啦，帮忙看看哪里写得很confusing的~
Have you ever worked with classmates who never spend a second on the team assignment? Or have you lived with roommates who never clean the house, but instead always count on you to do the job? Those people are called “free riders”, for they consume more than their fair share of a public good (such as a clean kitchen which every house member can use). A big problem generates by free riders is loss of efficiency for the society as a whole. That is why economists, who value efficiency, try their best to find out the most effective mechanism in promoting cooperation and decrease free-riding problem.
One research tool economists refer to is lab experiment, in particular, an experiment called public goods game (PGG). In a public goods game, every player in a group secretly and simultaneously chooses how much of their own experimental money to put into the public pot. The group as a whole does best when everyone contributes all of their money into the public pot. However, any player has the incentive to under contribute. This experiment nicely capture the free rider problem in real life: We will all be better-off if everyone cooperates, but some may have the incentive to hold back their effort.
Researchers have run hundreds of such experiments and do found that cooperation gradually decays when people play the game over and over again. Two researchers, Fehr and Gaechter, discovered a very effective way in preventing the decreasing contribution trend. They added an extra stage, named “punishment”, on top of the public good game. Here is how their game works. Players first played the standard public goods game described above. Then the experimenter provides every group member a list of everyone’s contribution. Based on this information, players can decide whether and how much to reduce the earnings of certain group members from the game. At the same time, however, the punisher has to bear a cost – for in reality, the behavior of punishment is often costly. In the experiment, the punisher’s earnings is reduced together with the punished. Fehr and Gaechter showed that even when people only play the game once and this costly punishment does not generate any future benefits, many are still willing to punish free riders at their own cost.
However, in real life, people are heterogeneous so that their ability to contribute varies from one to another. Imagine that two students, Tom and Mike, are working together for a computer programming project. If they are equally capable, it is very easy for them to split the task. Now suppose Tom can do the task ten times as fast as Mike. Since their productivities very so significantly, they may have different opinions on the “appropriate” contribution level to the project. Mike might think that Tom should do the job since he is an expert, but Tom might think that it is totally unfair for Mike to free ride on him. It that case, it is unclear who should is the one to be blamed if the project fails to due on time.
In this paper with Charles Noussair, we aim at investigating how people decide on punishment mechanism in this kind of situation. In particular, we let players choose the punishment rules, and exam whether these rules selected remain efficient comparing with the previous literature.
The main features of our experiments are as follows. We randomly assign players into groups of four, and different roles. Two members of a group are “capable” players, and the rest two are “weak” players. Given the same amount of contribution, everyone benefits more from capable players. For every several periods, they can express their preferences of the following punishment rules: I allow “capable players” to be punished if they under contribute / I allow “weak players” to be punished if they under contribute/ I allow “capable players” to be punished if they over contribute / I allow “weak players” to be punished if they over contribute. If more members say “yes” than “no” vote to a certain item, this punishment rule will be executed for the following number of votes before the next voting is carried out.
The main result we find is that punishment rule chosen by a mixture of capable/ weak players are not as efficient as the rule chosen b a group of players with the same ability. The reason lies in the fact that players are more likely to vote for allowing punishment of another type rather than their own. This mirrors the reality in that institutional rules may not be efficient as they should be if it is voted out by heterogeneous people who have different belief of the contributions other society members should make. 6/6/2009 M-BEES 2009话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又到了一年一度的Maastricht behavioral and experimental economics symposium盛大召开的时候。去年的今天由于某个很愚蠢的原因没有参加，今年再错过的话怎么也说不过去。况且传说中路可同学的前导师Sabine（也是CentER博士毕业出去的）要讲一篇和我硕一论文高度相关的presentation，而又我惊讶地发现他们网上那个version居然没有引用我的“杰作”，更加要去讨个“说法”了（呵呵，做academia的人就是这么自恋/可怜了）。
马大经院坐落在古老马城东的一条小街上面，隐秘得连个牌子都没有，害得我就这么直勾勾地走过去了。等问人找回来的时候已经错过了Fundenberg的keynote lecture，后来据说反响相当不错。见到了Sabine的丈夫Charles（两人都是Arthur的得意门生啊），小聊了两句；只见一位金黄头发，身穿鲜艳红色线衣的女士款款走来，就是传说中的师姐Sabine了！两人做了自我介绍，她第一句话就说“我们那篇paper有一个新的version，已经意识到你的工作”。其实除了引用的问题以外，我的确对他们的design有一些疑问，聊天很快进入正题。他们的Design为了控制住contribution cost和externality, 只能让contributor自己不能够享受到从public account的收益，并且还要随机得从另一个type当中踢掉一个人。这就显得很不自然了。我个人觉得真得要做如此区分的话，倒不如将contribution benefit控制住，单单动contribution cost。Sabine说在现实当中有“自己享受不到自己contribution的例子呀，比如献血"。不过我觉得这个例子还不如一般的捐款来得好，因为献血法不是说当献血者需要输血的时候优先采用自己献的血吗？anyway,世界上找不到那么perfect的design啦，很有时候都是you gain some, and you lose some. 和Sabine的交谈相当愉快，她像个大师姐一样问我在T村的生存状态，并且讲了她当年在UA交流的一些心得。相谈甚欢。
昨天还有两个惊喜：第一，见到了传说中做(counter) punishment出名的Nikos Nikiforakis，更有意思的是现在他就在我老板的办公室讨论一篇punishment的新paper呢！原来我老板请了过来T村访问三天。也见到了另一位牛人Arno Riedl，马大教授，活跃于公共经济学实验领域。两个人都三十出头的样子，相当年轻啊~另一个keynote speaker Armin Falk也比想象当中年轻很多—— 一群青壮年的聚会，相当有活力。第二个惊喜就是这个workshop的中午饭相当好，居然出现了paste拌虾等热食，和T村，还有EUR那边的冷面包+牛奶相比已经不知强到哪里去了。
回来一个人坐在火车上，瞎想了很多。Academia这一行真的和其他很有行业有相似之处。比如最近认识了一个名曰“豆沙包”的新朋友。该mm常年不辞劳苦地在工作之余画了很多钢炼同人，并且出书成册地到漫展去卖，或者免费贴上网和大家交流。我除了是努力向全职产paper方向迈进以外，其他的生存状态和这些同人创作者，真没有什么不同。不知怎么突然想起了刚看的The curious case of Benjimin Button里面让我感触颇深的话：
Along the way you bump into people who make a dent on your life. Some people get struck by lightning. Some are born to sit by a river. Some have an ear for music. Some are artists. Some swim the English Channel. Some know buttons. Some know Shakespeare. Some are mothers. And some people can dance ... You can be mad as a mad dog at the way things went; you can swear and curse the fates – but when it comes to the end, you have to let go. 最后这一段走题了，请看官自动忽略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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